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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溪是我的舅舅，是母亲唯一的哥哥。榆林电视台《走出家乡的榆林人》栏目这样描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谷溪和延川的几位文学青年，创办了《山花》文艺报，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推出了一个以路遥为代表的“山花”作家群。 

　　谷溪与路遥的深厚友谊一直是文坛上的佳话。两人都出生于清涧，成长于延川，落脚在延安，一生眷恋陕北这块黄土，一生奉献给了文学，他们都将人民的生活作为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

　　一、因了舅舅，我的文学梦在心底悄然萌生。 

　　从我发表第一首诗歌算起，我的文学路，至今已经走过近40个年头。

　　记得那是1981年秋天，我才上初三。由于我偏好语文，课余时间最爱去的地方就是阅览室。有天下午，在学校阅览室，在一份《陕西日报》上我惊喜地看到一首诗歌《下寺湾》，作者——谷溪。我睁大了双眼，这不是我舅舅吗？对，就是我的舅舅！我如获至宝，伴着剧烈的心跳，我悄悄将那张报纸折叠了再折叠，终于涨红着脸装进衣兜里。直到放学，我才在回家的路上将报纸拿出来：

银杏子，金牡丹，

花红柳绿洛河川。

近山绿，远山蓝，

香林古刹云盘盘。

云中行呵雾中穿，

腾云驾雾象鼻山。

……

　　回到家中，我将报纸拿到不识字的母亲面前，母亲笑着跟我说：就是生你的那年，你舅舅去北京开会，还和周总理一起照过相哩！从那以后，我一直以舅舅为荣，心里暗想，要是将来我也能跟舅舅一样，会写诗该多好……我的“文学梦”在那个时候悄然萌生。 

　　以后，我往阅览室跑得更勤了，不久竟然大胆地尝试着涂抹起诗歌来，并将“诗作”写信寄给舅舅，心想舅舅一定会表扬我的，一定会给我发表的。过了几日，舅舅回信了，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信封，上面印有“延安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的红字。打开信封，里面装有四本《延安文学》和一封短信：“你的诗稿收到，很高兴你能够喜欢文学，但目前你的诗还很幼稚，达不到发表的水平。你需要读大量的书，不读百首，就不写一首。文学创作是一条非常艰辛的路，只要你坚持数年，必有成效。”

　　1982年，我的一首小诗《追求》在《陕西青年》发表了。看着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那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特别是得来的4元稿费，不知该怎么去花。从此，我的信心大了，每天晚上都在写，隔三差五地往外寄，可“稿件”都被退了回来。就是从那时起，曲折而漫长的文学之路，在我脚下一步一步向前延伸。

　　二、我跟路遥的第一次不期而遇。

　　对于一个农村青年来说，失去上学的机会，等待他的就只有务农和打工两条路可以选择。1983年夏天，初中毕业后，我打算到省城西安闯荡一番。从绥德县城出发，第一站我先到延安的舅舅家。

　　按照舅舅的通讯地址，找到他单位的办公室，敲了好一阵门，才见一位身体壮实、中等个头的中年男子把门打开。一进门，整个房间全是烟味，地上到处是烟头。男子睡眼朦胧，显然他是刚被我的敲门声惊醒的。他问了我叫什么？是曹谷溪的什么人？我一一回答了他，而后他告诉我:今天是星期日，你舅不上班。你舅舅家在市场沟民众剧团上面住着。我说知道了，就转身离开，一路打问“市场沟民众剧团”找到舅舅的家。

　　见到舅舅，我将一路的怨气吐露出来，我用责怪的口气说:“舅舅，你办公室住着个什么人？看把你办公室弄成甚了？！”舅舅回答:“是路遥，写《人生》的作家。”

　　路遥，我早有所闻，但在舅舅办公室遇见的那个路遥，跟我平日里所想的“作家”似乎相差甚远。假如，跟路遥的第一次不期而遇，推后十年，二十年，我的人生轨迹或许跟“文学”无缘。文学，是条没有尽头的不归路……

　　在延安我小住了几天，就只身去了西安。辗转几个月后，我依旧回到了农村老家。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少年轻狂，不谙世事，那是生活第一次给了我一点颜色。 

　　三、如果说，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那么“梧桐园”就是我终生怀想的“尹甸园”！ 

　　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心思和精力都聚集到了土地上。为了让我“收心务正”，父亲为我张罗了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这在当时顺理成章。为了躲避这门亲事，1985年春天，我再一次去了延安舅舅家，这一次一去就是两年。在延安，我的文学创作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舅舅家在延安市场沟的凤凰山南侧，是个独处的院子，叫“梧桐园”。院子青石小门上有一副对联：背倚凤凰欲展翅，/面临南山通天路。

　　梧桐园鸟语花香，别有景致。这里不仅是当地文化人汇聚的场所，还有外地来的作家、艺术家来这个小院谈诗论画。在这个小院里先后接待过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客人。诗人左正在小院住过一夜，第二天起床即兴赋诗一首：山如佛女卧，/树若痴人思；/小院千枝花，大山独一家。

　　1982年5月，陕西省委在延安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四十周年。省文化、艺术、演艺界的领导及著名作家、艺术家齐聚延安。5月10日，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长的李若冰把饭“派”到了舅舅家的梧桐园。主食：荞面饹饦熬羊肉；酒水：甘泉县酿制的“美水酒”。人员分两批，上午安排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肖云儒、胡小海；下午安排陈忠实、贾平凹、京夫、邹志安。司机李志斌不吃羊肉，专门负责宾馆到市场沟的往返接送。没有餐桌，舅舅让人在院子里将一块四米长、六十公分宽的楼板支起来，上面铺一块塑料布，变成了“餐桌”。还请来三姨、五姨来帮灶。那一天的梧桐园，像“过事”一样热闹。

　　午饭后，就餐者合影。第一排从左到右：新华社记者卜昭文、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延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鲁雄录、作家杜鹏程、胡采、清凉山文管所主任赵相宏、评论家肖云儒；第二排从左到右：胡采之子胡小海、作家路遥、画家修军、作家王汶石、李若冰、曹谷溪。

　　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中国文艺具有里程碑式的特殊意义。“文学陕军”的阵容，在舅舅家的梧桐园，可见一斑。

　　梧桐园有五孔窑洞，其中一孔窑洞里全是书。在舅舅的指导下，我开始大量阅读，我的写作也逐渐有了起色，诗歌作品在《延河》《中国法制报》《延安文学》《作文导报》《延安报》上相继发表。同时认识了不少作家和文学朋友。路遥、海波、雷抒雁、晓雷、叶延滨、车前子、尚飞林、霍竹山……在舅舅和他的朋友身上，我深深认识到自己的欠缺和稚弱；在舅舅和他的朋友身上，我同时也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给人的巨大精神力量！那段经历可以说影响到我的一生。如果说，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那么“梧桐园”就是我终生怀想的“尹甸园”！

　　对于作家和作品，舅舅谈及最多的是路遥和海波，对我产生直接影响的作品就是路遥的《人生》和海波的《农民的儿子》。我甚至将小说人物“高加林”的命运跟自己连在一起，将“刘巧珍”视作心目中的恋人。后来，我和舅母的侄女番英相恋，她最终成为我现实生活中的“巧珍”。 

雷抒雁致杨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