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康丽颖表示,在祖辈的大家庭中长大,能为孩子提供愉快、宽松的成长环境。同时,便于孩子增强对情感感知、规则意识的建立、社会关系的认知等。

　　“返乡儿童”群体,在一些比较大的省会城市也很常见。例如,安徽省合肥市的程女士下了很大的决心,把5岁的儿子送回了河南省郸城县的农村老家,上小学前才接回合肥。程女士的丈夫每年有7个月时间在出差,自己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根本忙不过来。

　　“孩子年纪越小,每日每时的陪伴所形成的心灵抚养愈发重要。”成长教育师兰海说,年轻父母尤其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0至6岁这一阶段,父母的抚养几乎可以铸就儿童的心理特征、人格特征、人际交往模式。这种微妙的差距,使得祖辈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代替父辈。

　　建立社会育儿支持体系

　　专家认为,在抚养孩子过程中,父母可以不在场,但父母之爱绝不能缺席。都市“返乡儿童”的背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儿压力,要减轻这种压力,需要从政府、市场、家庭等多方发力,共同建立科学合理的育儿社会支持体系。

　　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康丽颖指出,孩子由父母带大是最好的,如果父母没时间,选择送祖辈扶养,一定要考虑祖辈是否有育儿能力。建议父母要和祖辈一起制定规划,参与到孩子扶养当中,多和孩子沟通,包括面对面和视频。父母不要因为工作忙,就把对孩子的教育、抚养完全交给祖辈。

　　北京市民杨先生告诉记者,每天晚上到家后,夫妻俩都要通过视频和儿子说说话,一般每个月都开车回老家一次,和儿子一起过周末。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黄家亮认为,都市“返乡儿童”问题的背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儿压力,要减轻这种压力,需要从家庭、市场、政府等多方面综合发力,共同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育儿支持体系。

　　据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段婷婷介绍,近年北京市人口出现波段性生育高峰,流动人口快速增长,3～6岁入园学额紧张,不少公立幼儿园取消了托班或亲子班,托幼服务资源愈加匮乏。再加上,托幼机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机构收费较高,能同时提供托幼照料和教育服务的机构少,难以满足家庭,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托幼需求。

　　黄家亮建议,在政府层面,鼓励幼儿园或其他社会力量开设幼儿日托服务,加大财政扶持力度,逐步构建0～3岁育儿支持服务体系；在市场层面,鼓励规范以小饭桌形式托管幼儿模式的发展；在社区、家庭层面,可以探索建立同小区多户低龄儿童家庭互助组织,或者借鉴日本等国家在婚姻法等方面对全职家庭主妇的保护,让女性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回归家庭,而无须考虑经济、社保等方面的压力。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这一问题变得更具紧迫性。一些受访家长反映,近年来二孩放开了,但自己根本不敢生。“有朋友生了二孩,把70平方米的房子隔成四居室,客厅才6平方米,特别促狭压抑,”一名受访家长说。

　　目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托幼服务发展,把托幼服务视为政府责任的一部分。我国也应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尽快制定托幼服务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法规,出台托幼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托幼服务机构设置管理办法。（记者程士华、关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