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桥批准建设：巩固香港四个中心地位

　　回首21世纪新千年到来的那一刻。在新千年开始的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这是全面对外开放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成为新型经济强国的起点，中国经济实力从此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十年。此时的香港，1997亚洲金融风暴的滞后影响余波未消，叠加2003年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香港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剧烈动荡与经济下滑，1998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5.9%，房价从1997年到2003年下跌70%。

　　面对经济严重下滑的挑战，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提出拉动香港经济的四大应对方案：第一，放宽内地“自由行”；第二，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第三，以基础设施建设拉动香港经济，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修建港珠澳跨海大桥的建议；第四，增加内地到香港融资的企业审批。四大举措旨在增强香港经济的活力。

　　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主动向中央政府提出修建港珠澳大桥的建议后，200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三地政府开展港珠澳大桥前期工作，并同意粤、港、澳三地成立“港珠澳大桥前期工作协调小组”。2009年10月2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港珠澳大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标志着港珠澳大桥前期工作已顺利完成，港珠澳大桥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中央政府同意批准修建港珠澳大桥最重要的意图是让香港获益，首先是稳固香港在亚洲地区金融中心、交易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它们曾经是香港传统财富的支柱。其次才是加快香港的国际金融资本、人才和先进经验向珠江口西岸转移，为实体经济、产业布局提供强大支撑。中央政府对保持港澳地区的持续繁荣和稳定，以及巩固提升“一国两制”实践成功发展，可谓是用心良苦。

　　正是在新千年头十年间，中国加入WTO释放了巨大开放红利；2006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未来释放创新红利奠定了基础；2010年制定《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为珠江三角洲等三大城市群奠定了优化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外部冲击下，广东省主动推进“腾笼换鸟”产业升级优化，形成了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新态势。

　　如果深圳、珠海锁定追赶对象就是香港和澳门，以香港、澳门人均GDP（购买力平价2011国际美元）为100%，引入追赶系数的话，计算结果表明，1990年，无论是深圳还是珠海，人均GDP追赶系数不到香港、澳门的10%，到了2000年追赶系数已上升至20%-30%之间，到2010年进一步上升至30%-40%，其追赶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当港珠澳大桥2009年12月15日举行开工仪式的时候，中国内地伴随进一步开放经济，更多的投资者直接与内地开展业务往来，在香港传统的优势产业领域开始弱化并转移到内地。

　　港珠澳大桥将通车：香港、澳门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回溯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经过长达8年的施工，终于将在2018年建成并具备通车条件，将于2018年正式通车。这个号称世界上最长的大桥，最大的施工难度在于海床下深埋超过20米深度与长达6.7公里的海底隧道，中国工程师超越了任何之前沉管隧道项目没有超越过的技术极限，完成了从一个沉管隧道技术的相对小国，华丽转身为国际隧道行业沉管隧道技术的领军国家。港珠澳大桥成为中国经济强国、科技强国、交通强国的时代标志。

　　回顾从20世纪80年代胡应湘构想内伶仃洋大桥，到20世纪90年代梁广大牵头完成伶仃洋大桥的规划，再到21世纪港珠澳大桥的建成，跨越了整整35年。正是在这35年间，建设连接香港与珠海大桥的目的从最初胡应湘的“缩小香港与珠三角经济差距”，到梁广大的“打通对外开放的通道”，再到中央政府的“稳固香港四大中心地位”，一座跨海大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折射了香港、澳门与深圳、珠海之间的同生共长。

　　2017年，深圳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元大关，与香港比肩，实现了小平同志再搞几个香港的梦想！

　　2017年之后，“一国两制”港澳实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发展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出现了主场效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既是新时代赋予“一国两制”的新内涵、新方向，也是新时代“一国两制”2.0版本的新阶段、新机遇，香港和澳门最大的机遇就来自于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特大城市群，以及中央所提出的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战略。屹立于南中国海的港珠澳大桥，飞越伶仃洋两岸，跨越无形与有形的界限，天堑变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