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国家、陕西省文物部门按照大遗址“微观”工作目标，在原已勘探出的14座秦公陵园中选取一号、六号陵园进行试验性复探。在一号陵园勘探除重新确认陵园中兆沟布局走向、门的结构和8座分别为秦公大墓、陪葬墓、车马坑与祭祀遗迹外，在中兆沟紧邻外侧东北方向又新发现446座同期或晚于该陵园年代的中小型墓葬，其中“目”字形中型墓葬9座，其余437座为小型秦墓葬，这类中小型墓葬区域目前没有发现环绕在其周边的兆沟，六号陵园过去曾勘探出属于该陵园的6座分别为秦公大墓、陪葬墓、车马坑与祭祀坑的遗迹，但由于没有发现中兆沟而无法确认该陵园具体布局情况，本次勘探新发现了整个中兆沟布局走向和门的结构，发现兆沟的四角各有一段5米～10米长的缺口未挖通，另外还在中兆沟内发现了2座“目”字形祭祀坑，在确认原勘探出的15号“中”字形大墓时，又在墓上发现了夯土建筑遗迹与遗物，与一号秦公陵园具有相同规律的是也在该陵园中兆沟紧邻外侧的西南方向新发现703座同期或晚于该陵园同年代的中小型墓葬，其中“目”字形中型墓葬多达29座，其余674座皆为小型秦墓，同样没有发现这群中小型秦墓周边的兆沟，为了进一步确认环绕在秦公陵园兆沟外侧中小型墓葬的布局、性质、年代及沿革，随后又对六号陵园中兆沟外侧的5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

　　随着两座陵园复探工作的开展，新的认知也随之形成，由于在陵园中未发现新的“中”字形秦公大墓，说明在整个雍城已发现的21座“中”字形大墓数基本和当时在雍城执政的秦公人数相吻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字形大墓即为秦公的陵寝。目前在整个雍城秦公陵园内仅发现3座“甲”字形大墓，从陵园制度的规律性讲，过去认为系秦公夫人墓的观点较为牵强，系未享国的太子墓的观点还有可能，基于近几年在雍城秦公陵园内调查与勘探方面的综合认识，以往在陵园兆沟之内被统称为大墓的遗迹，除“中”字形和“甲”字形墓寝之外，其他形制的不是墓葬，而分别是西秦公陵园的车马坑与祭祀坑，这就说明当时在秦公陵园的兆沟之内埋葬的墓主人只有享国的秦公或者未享国的太子。那么按照当时夫妇不同墓穴埋葬制度，秦公夫人当葬于何处？秦国宗室贵族、军功大臣又葬于何处？新发现于陵园中兆沟外侧的中小型墓群被整个雍城秦公陵园的外兆沟所包围，从布局上来看必然与陵园有关系，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推测，他们若不是以从葬的身份葬于秦公大墓之内，就有可能葬于兆沟以外的中小型墓群，过去的研究将秦公陵园作为“公墓”，而国人墓地一般被当作“族墓”对待，二者属性不同，相互分开。从新发现上看，“公墓”与“族墓”在雍城时期的墓葬布局上有其鲜明的组合特征，秦国早期的秦公大墓和小墓葬于一起，没有兆沟之分，可称为典型的集中公墓制；雍城时期二者仍然距离很近，但却将秦公之间、秦公与中小型墓群之间以兆沟分隔，可称为相对集中公墓制并显现出独立的陵园制的雏形；秦国末期至秦代，“公墓”与“族墓”乃至“公墓”与“公墓”之间已完全分开，而且距离较远，呈现出典型的独立陵园制度特征，因此，在一号、六号秦公陵园兆沟内外完整布局的新发现从丧葬制度上生动的反映了当时秦国社会内部等级森严的场景。

　　国人墓地主要分布在城南郊雍水河沿岸，分别由南指挥、黄家庄等处相对独立存在的墓区组成，总面积2.3平方公里。除上述区域外，近年还在雍城以东郊外的塔寺河沿岸六道村、瓦窑头和雍城城址范围西北部相继发现多处秦人墓地，这一新发现改变了之前认为秦国人墓地仅分布在雍水河沿岸的传统观点，同时根据墓葬年代推断，城内墓葬并非秦国有城内葬的习俗，而是原本葬地为城外，后因城市扩大所致。

　　据介绍，田亚岐研究员最新关于秦都雍城历史地位与沿革的学术观点认为，作为秦国历史上建制时间最长的一处正式都城，雍城在其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按照目前学术界对秦“九都”各自功能与层次结构的研究，自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初居雍大郑宫起，止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自雍徙都咸阳”，秦置都雍城达327年。

　　河流纵横 “水上秦都”不断完善

　　“秦国从最早的甘肃礼县再到最晚的咸阳，是在迁徙中不断壮大，在迁徙中不断从城防体系、城市建制等总结完善建城设施与规模。”田亚岐告诉记者。

　　在此前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学者已确认雍城西北有一片辽阔的水域，但由于缺乏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对秦人如何使用这一水利资源不得而知。2014年，考古工作者在这片水域的流出口——雍水河古河道上勘探出一段横截于古河道的石砌堤坝，由此证明，当时湖泊和河流的水位，已受到人工修筑的堰塘的影响。更为巧妙的是，考古学者发现这段堤坝与河道同宽而又低于河岸。对此，田亚岐说：“这样的构造非常科学，汛期来临，堰塘能及时向河道泄洪；旱期来临，堰塘能优先向城内供水。修筑堰塘不仅使得民众旱涝无忧，还能起到城市防御的作用。”

　　据田亚岐介绍，在迁雍之前，秦人曾由西犬丘先后迁至秦邑、汧城、汧渭之会、平阳，但都未能长久居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受自然环境制约，不足以支撑秦的长远发展。田亚岐表示，一座都城的建立，大约要经过试用期、扩张期和巩固期3个阶段，秦在秦邑、汧城、汧渭之会、平阳只经历了第一个阶段，而在雍城则完整地经历了3个阶段。

　　据介绍，雍城相比之前的平阳，居高临下，依山傍水，因此，当秦人由平阳迁至雍城，首先不必再担心外敌的侵扰。更令人惊喜的是，这里不仅有大量本地人口供秦人扩充军队、繁衍生息，还有足够平坦肥沃的土地供秦人进行农业生产，自给自足。当在雍城顺利、轻松地度过第一阶段后，秦人开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由于雍城四周河水丰沛、河谷纵深，自然河流便成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城防设施。这种情形与秦迁都雍城之前，在西犬丘的大堡子山、圆顶子山的城防体系，以及秦陵园内的兆沟如出一辙，也是对文献所载“城堑河濒”的实景解读。而在城内，秦人也“顺河而建，沿河而居”。考古学者的调查发现，两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河与两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天然河互相交错，将雍城划分为内城与外城，等级区分、功能区别开始出现，标志着雍城进入了第二阶段。再后来，秦国为了适从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强力攻伐和争雄，于是秦雍城便出现了“悼公二年（公元前490年），城雍”的情景，这是雍城城市发展的第三期，也是最为鼎盛的时期。

　　秦人心怀宏大梦想 “子孙饮马于河”

　　省考古研究院专家分析认为，秦人一直心怀“子孙饮马于河”的伟大梦想，所谓“河”即黄河。即使雍城兼具军事防御和社会生活的良好条件，其地理位置毕竟偏西，因此，当秦人在雍城经过近300年的发展之后，便又萌发了继续东迁的念头，梦想的力量让他们无法停下脚步。

　　然而，在秦献公将都城东迁之后，雍城虽然失去了其曾经的政治中心地位，但由于秦国祭祀天地及五帝祭祖的宗庙仍一度保留，诸如秦始皇加冕典礼等许多重要祀典得以继续在雍城蕲年宫举行，因此其原有部分都城设施仍被修缮利用。及至西汉前期，雍城郊外的蕲年宫一带仍为帝王举行郊祀活动的重要场所，所以雍城作为“圣都”的象征及其历史沿革一直持续至汉武帝时期。

　　发稿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秦汉室主任田亚岐告诉记者，雍城遗址既体现了早期城市以自然环境作为适从条件的普遍原则，又反映出秦国面对复杂外部袭扰环境而以完备城防设施作为首选的自身特征。在雍城，秦国把握政治时局，顺势而为，有效利用自然与人文环境，建立了坚固的防御体系，为实现秦穆公提出的“子孙饮马于河”的秦国梦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记者  张红中)